作者按众所周知，台湾是美国东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客更是喜欢时不时的抛出台湾议题来“敲打”中国大陆，不管是小布什，还是特朗普，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套路。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对台湾的内政外交以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着全方位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台湾社会对美国也产生了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战后长期的亲美教育使得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对美国有着一种崇拜和迷信心理；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本土化思潮的高涨又使得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对官方所极力美化的美台关系产生了深深的警惕与怀疑。陈映真的《美国统治下的台湾》一书即反映了台湾知识精英对美台关系的清醒认识。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台湾社会对美国的认识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台湾电影在不同时期也间接或直接地参与了台湾民众心目中的美国形象的刻画和塑造。尽管美国（美国人）的形象很少出现在当代台湾电影的历史谱系之中，但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留学生电影，七十年代的抗日政宣电影，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以及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电影，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条粗疏的线索。台湾电影中的美国形象文/贾斌武《家在台北》中缺席而又在场的美国美国或美国人的形象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台湾电影之中，笔者目力有限，实在不敢妄下断言。在本人有限的观片量之中，美国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元素在台湾电影中登场是在白景瑞导演的《家在台北》（）之中。这部影片中的七个主要人物尽管际遇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命运却紧紧的与美国纠缠在一起。
夏之云在美国学农业，与美籍华人如茵结为夫妻。他们回到父母的农场，被恬静的山庄、健壮的牛群所陶醉。在治愈了患病的奶牛之后，他们最终决定留下，帮助父母经营农场。之云的妹妹夏之霞是个崇洋媚外的女孩，一心想让哥嫂带她去美国。何范在美国勤工俭学，却整日游手好闲。他与女友娟娟通信多时，这次回台北欲与娟娟结婚。一日，他带娟娟在日月潭游玩，却与之霞相遇，两人志趣相投，一见钟情。之霞知道哥嫂不能带她去美国，为达到出国目的，与何范在台北举行了婚礼，但在去美国之前，她又感到一片茫然。冷露原在台北与画家王溥相好，却背叛爱情跟着一个商人去了美国，后因婚姻失败，遂倦鸟归林，想与王溥重修旧好。但两人话不投机，鸿沟难填，最后仍旧分手。冷露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于是决定留在台北做幼儿园老师，开始重新生活。
吴大任在美国大学毕业后，留美任水利工程师。他爱上了一个美国姑娘，便回台北与原配贤淑离婚。他不住在家里，对妻子冷漠无情，引起父亲、弟弟和邻居的愤慨。贤淑在大任留美期间含辛茹苦，挑起教子、照顾小叔及半瘫痪的公公的重任，毫无怨言。大任终被妻子勤劳贤淑的品德所感动，并看到台湾水利建设的成就，决定留在台北，合家团圆。这部影片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大批台湾留学生滞留美国不归的现象，但也通过几位主人公去与留的纠葛，宣扬了当局号召留学生回台建设台湾的官方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整部影片尽管至始至终只出现了一位美籍华人（如茵）的形象，但美国作为一种“缺席的在场”却是整部影片叙事的关键所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影片尽管批评讽刺了一部分台湾青年的“崇美”思想，却并没有将批评的矛头指向美国本身，也没有反思为什么在台湾青年中会流行这样的思想。因为假如认真追究起来，台湾青年的“崇美”、“媚美”思想恰恰是台湾当局战后在各方面扈从于美国，长期进行亲美教育的结果。抗日政宣电影中的美国盟友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冷战格局发生变化，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接连发生在台湾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台湾似乎一下子被美国所抛弃。为了重振台湾社会的信心，国民党当局责成公营的“中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抗日电影，如《英烈千秋》（年）、《八百壮士》（年）、《笕桥英烈传》（年）等。这些影片尽管是抗日题材，但其中也较多地回顾了中美在二战期间作为盟友的历史。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影”公司年拍摄的《八百壮士》和年拍摄的《旗正飘飘》两部影片。
《八百壮士》由丁善玺导演，柯俊雄、林青霞和张艾嘉等人主演，影片描述了抗战初期国军在上海的艰苦作战与其后“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事迹，有着借抗日故事激发爱国精神的企图。影片同时也以较多的笔墨表现了国军与租界英美驻军的互动，其对于美国人的刻画也比较正面。如影片将美国人描写成和中国人一样的受害者，同时也呈现了许多诸如英美驻军对难民展开人道救援、暗中帮助国军运送物质这样的细节。影片企图强调在这场战役中美国人对国军的同情和友善相助，友美抗日的基调极为明确。
《旗正飘飘》是年为了纪念抗战50周年，由“中影”、汤臣和嘉禾三家电影公司联合拍摄的一部影片，同样由著名导演丁善玺执导。影片的剧情主要描述上海沦陷前后，政府派出特工林凤（林青霞饰演）前来保护掌握有日军情报的美国飞虎队员比利·麦当诺等人的故事。这部影片藉由重温抗战故事与宣传爱国精神，也同样包含着促进台美友谊合作的政宣企图。大抵而言，台湾抗日政治宣电影中的美国形象多半较为正面，这与其原始动机就是要化解因外交挫折而起的反美浪潮有关。在美台友谊质变之际，有籍由抗日故事来重温国民党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历史而对国人宣言中美友谊、鼓励中美合作的迹象。随着美台实质外交关系的恶化，这些抗日政宣影片却反过来不断大幅的增强中美友好联合作战方面的历史刻画。台湾新电影中的美国殖民者正如有学者所言：“台湾新电影的横空出世是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一次复归与深化，同时也是对以前台湾瞒和骗的文艺创作理念的一次反拨”。新电影对于许多现实问题并不回避，因而以前甚至难以想象的一些题材也被搬上了银幕。这其中就包括对非常敏感的美台关系的反思。万仁导演的《苹果的滋味》和柯一正导演的《我爱玛丽》两部影片就从不同视角对不正常的美台关系提出了正面的批判与反思。值得注意的，对美台关系展开反思的影片在台湾电影的影像序列并不多见，另一部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提出质疑的电影则要在十多年后才出现，那就是吴念真执导的《太平天国》。通过仅有的这三部影片，笔者发现绝大多数台湾电影人对台美关系的反省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兴趣。笔者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扈从化，也许由屈服而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无可奈何，乃至于形成一种心灵“内部”的殖民，而这种无意识的屈服正是不正常的台美关系的显影。《苹果的滋味》是三段式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的第三段，由万仁导演。影片讲述由乡下来台北谋生的江阿发被美国驻台湾的格雷上校的汽车撞断了腿，为了不引起民间情绪，美国驻台办事处对这起事故非常的重视。他们将阿发送到医院，并答应承担巨额的赔偿。于是撞人者与被撞者的关系发生了讽刺性的大反转，格雷上校俨然成为了阿发一家的恩人。不但周围的人对阿发一家非常羡慕，就连作为受害者本人的江阿发也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幻想中。影片通过很多细节来呈现这种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比如在阿发被撞的场景中，阿发倒在血泊中，格雷上校汽车上的美国国旗则迎风飘扬。在接下来的场景中，在黑暗的美国驻台湾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和格雷上校通话。在这番通话中，影片不仅交代了台美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而且通过光影的运用，这一场景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美国才是台湾的幕后老板。父亲被格雷上校的汽车所撞，阿发的儿子们却对自己能因此而坐上美军的汽车非常开心，这反倒成为了他们向同学炫耀的资本。在医院的场景中，影片通过白色墙壁所产生的反光营造了一种天堂般的幻觉，这与阿发一家居住的脏乱的贫民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医院大厅上方的美国国旗也高高在上，形成了对阿发一家居高临下的俯视。在格雷上校给了阿发五万美元的赔偿并答应送阿发的女儿去国外留学后，躺在病床上的阿发对格雷上校连说对不起，身体和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就这样被轻易的遗忘了。至于格雷上校这一形象，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冷静和江阿发一家的急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以一种他者的冷静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在他的眼神中，处处留露出对东方民族的好奇，台北脏乱的贫民住宅区和中国人的家庭结构都令他感到吃惊。
《苹果的滋味》固然对台美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但由于篇幅所限，其对于这种关系只是做了简要的呈现。更进一步探讨美国对台湾民众的“内部殖民”的影片是柯一正导演的《我爱玛莉》。影片的情节大致如下：陈顺德洋名叫大卫，对洋老板惟命是从，一心想往上爬。一天，老板赴美，留下一条名叫玛莉的大狗由大卫照管，大卫受宠若惊。春天到了，玛莉开始发情，大卫惟恐玛莉与土狗偷情，于是给她戴上了“贞节带”。但玛莉还是与野狗交配成孕。大卫获悉，痛打太太。太太痛苦万状，没想到丈夫如此无情无义，视狗比亲人还要亲。大卫则感到没把洋主子的狗照顾好，自己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大卫为玛莉堕胎，不料玛莉一命呜呼。大卫升官发财的欲望最终化为了泡影。这部影片以一种戏谑的手法讽刺了弥漫在台湾社会的对美国的奴化心理，其对于一部分台湾人甘愿成为洋奴并最终变得人不如狗的批判至今看来仍然振聋发聩。吴念真导演的《太平天国》尽管诞生于年，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将其看作是新电影的余绪。影片的英文名BuddhaBlessAmerica，直译便是“佛祖保佑美国”，这其中充满了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的讽刺与戏谑。影片讲述的是美军将要在台南乡间进行一场军事演习，为了配合这场演习，村民平静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孩子们停课，当局动员全村人搬到小学教室居住。美军的到来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在美军走后，小乡村已难以再回复往日的平静。在影片中，主人公阿盛对美国的科技文明十分崇拜，他自觉臣服于美国的文化霸权，从而重复着“先进的西方，落后的东方”这样的殖民话语。在设在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机器切去两根手指的阿盛之弟则幻想着美国医生能为其接上手指。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讨好美国，当局有关部门竟在乡间建起了一座专为美军提供性服务的夜总会。学校的教育也从小就教导孩子们要向美国人微笑。在影片中，美国人的到来不仅在物质上对村民造成了伤害，如对庄稼和祖先坟墓的毁坏，而且在精神文化上则造成了更隐秘的破坏。在美国大众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村民传统自足的生活方式被强行拉入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链条中，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被迫发生了改变。美国人的到来使“美国货”得以进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以可口可乐、避孕套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将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后殖民论述细致的思考，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普遍的事实：政治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不代表该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甚至人们的心灵，已脱离殖民状态。在赤裸裸的军事占领和商业掠夺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失败后，殖民主义以新的形态开始出现。借助于强大的流行文化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霸权，殖民主义将其文化塑造成普世价值，输出到世界各地，从而在文化思想上控制其他国家。《苹果的滋味》、《我爱玛莉》和《太平天国》的导演无疑都敏锐的发现了殖民主义的这一变化。跨国电影中的美国拯救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新一波移民浪潮的出现，台湾电影对美国形象的呈现再一次发生了变化。这些影片的主人公一般是一些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他们一方面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与他们过去的世界存在着某种难以割舍的联系。长期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无疑体现着一种双重他者的困惑。一方面他们已被西化，自然不能代表纯正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亚洲人显在的外部特征又让他们无法以西方人自居。在这些影片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被表现为一种没落的、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文化，它唯有与美国代表的西方文化相交合才有可能重新焕发生命。同时这些影片中的美国人，也大都以一种积极正面的形象出现，新电影中对不正常美台关系的反思再一次消失。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其大致包括了《袋鼠男人》《推手》《喜宴》《少女小渔》《双瞳》等几部影片。
《袋鼠男人》讲述了一个男人怀孕生子的软科幻故事。影片中充满了大量的中国元素，诸如送子年画、中国庙宇、包饺子、荷花等意象，东西方文化碰撞与对话的主题非常明显。麦克是一位生殖医学专家，他和妻子珍妮已在美国获得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他们也完全融入了周围白人的世界。他们一心想要一个孩子，然而一场车祸却使珍妮失去了生育能力。在寻找代孕妈妈的计划失败后，身为生殖医学专家的麦克决定实验用自己来怀孕生子。麦克怀孕后，原先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发生了逆转。原先被依赖的对象反倒成了依赖者。影片通过无数的细节来给我们展示传统家庭关系和女性地位的变化。怀孕后，麦克性情大变，脸部线条也变得圆润柔和，并且事事依赖珍妮，珍妮成了家里的经济来源。很明显影片透过这样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反思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以及中国人传宗接代的婚姻观念。此外，影片中还刻画了乔伊丝这一正面积极的美国人形象。这部影片以喜剧的方式对传统男权社会进行了揶揄，但其中也暗含着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思考。珍妮和麦克虽然已融入美国白人社会，但他们还是与自己的母国文化存在着难以割裂的关系，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仍然在他们身上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影片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隐喻，有趣的是《袋鼠男人》这部影片并没有因此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男人怀孕的故事本身就颠覆了传统的人伦观，而且正是在西方科技的帮助下，传宗接代的任务才得以完成。李安在《推手》和《喜宴》中同样表现的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拯救的主题。在影片的结尾，朱老先生逐渐接受了美国文化，他含蓄地对孙太太表达出了自己的爱意，两位老人终将摆脱“为老不尊”的传统观念之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喜宴》中，两种婚姻观念的差异成为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焦点，以父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传宗接代的重要性，而在已经西化了的伟同看来，婚姻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并不需要对其他人负责。对同性恋的态度更是挑战着中国传统观念的承受度。在影片中，导演好几次运用摄影机造成父亲死亡的假象，这似乎是说父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日落西山，只有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因子，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焕发生机。正是按照这一逻辑，导演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伟同的父亲最终接受了儿子与赛门的关系，伟同、赛门、威威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家庭。在机场，父亲更是举起了双手，似乎在向西方文化举手投降。在这两部电影中，中国传统文化都被表现为一种前现代文化，它与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在《推手》中，父亲在练习书法时挥洒自如，而在面对代表现代文明的微波炉时却不知所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存在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西方人通过其知识霸权将东方塑造成一种静止的前现代文明，其价值在于它满足了西方人自身的时代